费孝通像（青铜） 2006年 吴为山
1995年我有幸为中国乡村经济建设的先行者、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塑像并亲聆教诲。今天回忆起来，仍历历在目，恍如昨日。那是当年的3月19日，我接到民盟中央周昭坎先生的信，费孝通副委员长安排于两会开幕前夕接见我。屈指算来，自那次赴京见到费老并聆听老人家教诲至今已有16年了。在费老的有生之年，我数十次拜望费老，其睿智的谈吐、爽朗的笑声、儒雅的风度时时在我的精神世界里出现。
2001年，杨振宁先生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称：吴为山所塑的“费孝通”比真人的费孝通似乎更像费孝通……这尊费孝通青铜塑像自1995年问世后，曾去过美国，欧洲，中国香港、澳门等地巡展，而今永久陈列于南京博物院吴为山文化名人雕塑馆里。我与费老的交往，正是从这尊塑像开始的。
上世纪80年代末，我有感于社会转型期，价值取向的多元，年轻人崇拜大款、明星，而那些为人类进步、社会发展做出过杰出贡献的思想家、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却被忽略。因此，我试图以创作历史文化名人系列雕塑来引导年轻一代的人生价值观。当时已塑过鲁迅、陶行知、齐白石、徐悲鸿等文化人物。曾经推荐我为吴作人先生塑像的周昭坎先生建议我为当代杰出的社会学家费孝通塑像。当然，这是我极为乐意的。我父亲是一位知识分子、国学研究者，他听到这消息后，多次电话嘱咐我要认真研究费孝通先生，因为费老是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代表。他的学术、贡献、经历都与中国社会发展的状态有着密切关联。他的城镇建设理论推动了整个中国社会经济改革的进程。我父亲虽是一名普通的教育工作者，他对费老的了解和评价却反映了人们对费老的崇敬。记得1995年3月，我接到周昭坎先生的信后就去北京了。3月京城依旧寒冷如冬，而费老家中却春意浓浓。费老那谦和的笑，那长者的慈祥使我感受到大家风范：一个融通中西古今的现代大知识分子的精神面貌。
费老说：“塑像，要抓住神。所谓神是指一代人的精神面貌。孔子时代、苏东坡时代、鲁迅时代和我们这个时代的知识分子都有不同的特征。这就是时代精神在具体个人上的反映。”费老对“神”的理解超越了个人特征，上升到人类历史、哲学的高度，这使当时习惯了建立在个体“神态”“神气”“神情”“神韵”层面探索的我茅塞顿开。中国历代画论都把“传神”作为表现人物的第一要点，其要旨是表现特定人物的个性及其在特定情境的神韵。而费老的“一代人的精神风貌”则更为宏观，是站在相当的高度对文化的归纳、概括与总结。费老接着说：“对于历史来讲，我个人算不了什么，当年刘开渠先生欲为我塑像，我也是这么想。”
在谈话中我深深领会到他对自己“形”的忽视。“人总是要走的，我走了，问不了那么多事，我的像后人去评。”渐渐地，我似乎把握到什么，费老的笑中蕴含着宽广与豁达，随和恬淡而进入化境。在倾听费老谈话的过程中，我眼前幻化出一尊巨大的青铜头像，微笑着，头略仰，仿佛在社会调查的田野望着日新月异的中国乡村城镇，又仿佛在思索着富民强国的新问题。
费老谈兴正酣，深情地讲述到姐姐费达生：“她一生是为人民的，我在《做人要做这样的人》一文中写道，她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中国的蚕桑事业……”从费老的话语里我能体会到他对姐姐的感情不仅是亲情，更多的是老一代知识分子对国家民族的那份共同感情。临别前，费老握着我的手说：“一个人一生中做一件事，把这件事做好已经很不容易了，望你长期下去。”随后，费老铺陈宣纸，挥毫着墨，书就“为山同志，得其神胜于得其貌”，并赠其著作《行行重行行》。这神与貌的关系不仅反映了一代学人对事理的彻悟，更是一位长者奖掖后进，对人生、对学术的总结。
不久，费老的塑像完成，我着力刻画了他的“微笑”，那是一个相当微妙的感情形象。那是嘴唇正吐言或处于停顿之时特有的表情，是在语气转换之际表现出来的那种神韵。我观察过，先生往往在那停顿的瞬间，闪烁着思想的光芒，尔后妙语连珠，令人叫绝。当费老看到自己的塑像时候，拉着我的手说：“不简单，不容易！”而后亲笔书就“得其神”“游于艺”以赠。
费老的认可和鼓舞，对于一个年轻人是多么的重要！我越来越感受到所从事的创造性工作的重要。这对于我后来创作杨振宁、吴健雄、陈省身、钱穆、钱伟长、匡亚明等一系列杰出人物多有帮助。我回想起费老在我的母校南京师范大学的一番话：“为山要以我为模特儿塑像，其实，我不重要，重要的是给年轻人一个发展的空间。现在大家追求美，很多杂志以美女做封面，我这个老人美在哪里？我不知道。为山塑我，我知道他喜欢知识分子的味道……”费老的话意味深长。
2000年，我被聘为香港科技大学包玉刚文化讲座教授，正逢费老到香港中文大学讲学。我得知后，由九龙清水湾驾车前往港岛费老住处，不可忘记的是1997年香港回归时费老曾作为接受香港的代表团成员来香港时的情景。
这次见到费老，他的精神更爽。我向他汇报了在香港创作的《母与子》系列雕塑作品，其创作灵感来自母文化情结。费老听后若有所思。是啊，九十高龄再赴香港，在吐露湾港，新亚书院山峰，不正是为着母文化的光大而来吗？费老的文化胸怀是宽广的，他因研究人类学、社会学，所以在历史的纵向、社会的横向坐标上能博采众长，对艺术学的问题也阐释得那么精辟。形与神是相辅相成的。费老在扬眉吐气的瞬间把两者的关系已道得淋漓尽致。这正像他常论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化境。
这次在香港的拜会，使我对费老愈加地崇敬，这香江的明珠映辉着费老的高尚人格，那春蚕银丝般的白发叙说着一位爱国知识分子的心声。
2002年5月20日，南京大学百年校庆，费老再次来到我的工作室。此时，他老人家已走路不便，坐在轮椅上，他望着我当年请他亲笔书写的“南京大学雕塑艺术研究所”牌匾，竖起大拇指说：“吴教授，好、好、好！这是一番值得终身为之奋斗的事业啊。”
我将费老请到南京大学百年纪念雕塑《孺子牛》前，这尊立于雕塑艺术研究所广场的大型雕塑出自著名法籍雕塑家熊秉明之手，吴冠中为其题的“孺子牛”和杨振宁题的“秉明塑造出20世纪几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自我认识”刻于底座，它仿佛一座丰碑，刻载了知识分子崇高的品质，也体现了南京大学“诚朴雄伟”的大学之魂。费老问我：“为什么将牛立在这里？”我说：“这里有肥沃的大地！”他呵呵地笑起来：“春天来了。”
费老意味深长的话语正合这件作品的内涵：跪于大地，永远向上，忍辱负重，不屈不挠，迈向待耕的大地！
2007年，一位友人找到我，送来一幅费老书写的《孺子牛》，告诉我这是当年费老参观南京大学后而书，并托其转交于我。落款为“九十二岁，费孝通”。这出乎我的意料，我看到了一生勤于耕耘，俯首于大民大众的费老那赤子情怀。这幅《孺子牛》厚实、遒劲中见温润，至今一直悬挂于我座右……
费老于2005年4月24日谢世，我专程由南京飞抵北京。望着费老遗容，我难以相信一个永远充满乐观的智者就这样走了。我总以为他依然健步于乡村的调查，伏案于调查报告的整理，或思考于文化的自觉。我创作了行走的《费孝通像》，他在前行，在鼓掌！
雕像的底座上，我油然书就：从乡村调查到人民大会堂议政，费老走过的是一条“富国强民”之路。这件雕像于2006年在中国美术馆“文心铸魂——吴为山雕塑艺术展”上展出，与鲁迅、张澜等铜像一起为观众所崇仰。其女儿费宗惠、女婿张荣华看着这尊正向我们走来的“费孝通”，对我说：“爸爸好神气。”
费老走了，但学界一直怀念他，人民一直想着他。我去了他的家乡，其纪念馆的参观者络绎不绝。他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16个字已见于许多学者的论文和讲辞中，他的“文化自觉”已成为今天社会文化建设的精神坐标。我也先后受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南京大学、上海大学、南京博物院、吴江市人民政府等多处之邀塑费孝通像，可见这种自发的设像传道是费老学术与精神之普世性所在。
春风化雨，费老永在……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雕塑院院长）
吴为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