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观点：
好画是能够经受历史考验的，能够真正留存在艺术史中的，而成就一幅好画并成为一名优秀的画家需要具备四个方面的条件。
第一，必须具有鲜明的风格；第二，必须具有一定的作画难度；第三，必须要既可抒发主观情怀，又不失基本的真实；第四，艺术作品必须具有特殊的情感。
“好画”的风格在不断丰富和变化，但品评标准在大的方面依旧没有离开“谢赫六法”涵盖的框架。
好的画作应该包含前瞻性的元素，甚至要超越当时人的审美欣赏水平。
只有留下具有说服力作品的艺术家，或者符合时代发展规律的艺术家，才有可能成为历史的选择。
什么是真正的好画？以什么标准来判定？是依靠贴在画上的价格标签来估计，还是通过拍卖行里此起彼伏的竞价声来衡量，抑或是画家的名气和身份能够代表一幅画的价值？显然，上述条件并不能完全与艺术价值画上等号，也就是说，不能成为论断“好画”的绝对标准。不过，吊诡的是，现实中，诸如此类的附加因素正在成为“好画”的标准，“价格”、“身份”正在演变为“价值”。
乱花渐欲迷人眼，正如理论家王志纯在此前的访问中所说，不能让现象遮蔽了本质。今天，在嘈杂的繁荣景象里聚集了太多的现象，多到难以捕捉实实在在的本质问题，而一旦标准被模糊掉，人们也就无法辨析甚至遗忘了真正的艺术价值，于是，“好画”的定义也必然被改写。
本报推出“重估中国当代绘画”系列策划的主要目的之一，正是要明确“好画”的定义，并且，希望站在媒体的角度来呼吁重新强调艺术标准。对于普通的旁观者来说，美术界层出不穷的斑斓热点和不断刷新的拍卖价格干扰了他们的视线，而那些真正具有价值的往往被隔离在华丽的表象之下。
“什么是好画”、“什么样的画家有潜力”、“好画的价值体现在什么地方”……这一系列的问题看似简单，实际上却并不容易说得清楚，不过，在当下这一时期，有必要来回答这些问题，有必要阐释“好画”的定义，更有必要重提艺术标准。李爱国、齐鸣和付晓东三位学者，分别从绘画的技法、艺术家的素质以及批评家的关注点等几个不同视角阐述了他们对“好画”、“好画家”的定义。
好画是能够经受历史考验的……要具有极其鲜明的风格；具有一定的作画难度；既可抒发主观情怀，又不失基本的真实；有特殊的情感，表达的东西应该与以往已经成名的任何艺术家都不同。
北京大学教授、画家李爱国认为，好画是能够经受历史考验的，能够真正留存在艺术史中的，而成就一幅好画并成为一名优秀的画家需要具备四个方面的条件。
“今天走红的艺术家，很难说将来如何，也许其中有的人走红，有的今天不引起关注却在将来走红，依每位艺术家的具体情况不同而定，我认为，艺术家和他的作品要留存下来，必须具备四个条件。”李爱国说，首先要具有极其鲜明的风格，“比如吴冠中先生，有的人可能觉得他有的画作画时间太快，不过，他的风格决定了他载入中国艺术史，至少是20世纪的中国艺术史。他创造了一种点线面相结合的、自古以来从未有过的画风。一位画家想在艺术史上留下自己的名字，第一就要靠风格。风格就是人，就是用自己的声音在绘画的舞台上说话，而不是学着别人的腔调，拿着别人的语言来阐释自己的理解。因此，具有极其鲜明的风格是最核心的要素。”
“其次，必须具有一定的作画难度。举个例子，著名的‘杜尚的小便池’，它可以载入西方美术史，是因为杜尚是观念艺术的第一位探索者，但是，第二个人再要重复就没有任何价值了。比如我把一个席梦思床垫送到美术馆去，美术馆肯定不会收。而‘杜尚的小便池’，美术馆不但收了，而且作为重要的展品。中国绘画与西方绘画，特别是与西方现代派艺术非常不同的地方就在于，我们极为注重技巧的难度。远的且不说，仅在20世纪，中国众多大师级画家，如徐悲鸿、齐白石、吴昌硕、李可染、傅抱石、潘天寿等人，每一位都有自己在作画方面独特的难度。比如潘天寿，他的几笔看似简单，后人却很少有人能够做到。他一笔画出石头轮廓的功力，令其他作画者望而却步，绝大多数人都知难而退，很难企及他的高度。”李爱国说，中国传统绘画的大家，只要能够列举出来的，其技巧和作品无一不具有高难度。
“第三，能够留存下来的画作，必须要既可抒发主观情怀，又不失基本的真实。”李爱国解释说，这里所说的“真实”，指的是对物体把握的基本的真实。“一、不管是变形也好，夸张也好，画的是鸡和兔子，就不能离开鸡和兔子的基本面貌，不能说画完以后别人根本看不出来是什么。二、画家必须具备一定的塑造空间的造型能力。”
李爱国认为，上述三个方面缺一不可，“如果只强调独特的风格，而不具备难度和真实，那只要身上涂满颜料，然后找块布打个滚儿，画出来的东西也可以说有很独特的风格。但是，这种作品不具备难度，也谈不上真实，所以，不能称之为优秀。”
“最后还有一点，所有的艺术作品都必须具有特殊的情感，抒发特殊的情怀，表达的东西应该与以往已经成名的任何艺术家都不同。比如说八大山人，他的画流露出欲哭无泪的感觉，渗透着凄凉的亡国之恨，与以往艺术家的情怀不同。还有徐悲鸿的奔马，我们一看到就会想起抗日战争时期的义勇军形象，会感受到一种抗战的情怀，八年抗战成就了徐悲鸿的马，它承载了民族精神和爱国情怀。”李爱国认为，一位画家的作品要被历史承认，要具有真正的艺术价值，就必须具备以上四个条件。
好的画中起码要看得出绘画者是否有创造性，是否真诚……应该包含前瞻性的元素，甚至要超越当时人的审美欣赏水平……艺术家的“近视”反映出普遍价值观在转型，不少人做梦都是实际的，能静观现实和坚持理想的人渐渐变得稀有。
北京语言大学教授、画家齐鸣认为，实际上，“好画”的风格在不断丰富和变化，但品评标准在大的方面依旧没有离开“谢赫六法”涵盖的框架，“当然，面对具体作品的时候，不能空洞地往上套。我们看作品要看气韵是否生动，第一眼的感受是正气是邪气，是发自肺腑还是装腔作势，然后再看笔法功力，有没有用笔的古法古意。现在很多人已经不像古人那么讲究了，不过，起码要看得出绘画者是否有感而发，是否有创造性，是否真诚。艺术的本质就是真实，这个真实不是说要画得像照片一样就叫真实，而是说画中所表达的精神状态真实，有魂灵没有。”
齐鸣所说的“谢赫六法”是中国古代美术品评作品的标准和重要美学原则，最早出现在南齐谢赫的著作《画品》中。六法论提出了一个初步完备的绘画理论体系框架——从表现对象的内在精神表达画家对客体的情感和评价，到用笔刻画对象的外形、结构和色彩，以及构图和摹写作品等，创作和流传各方面都被概括进去了。自六法论提出后，中国古代绘画进入了理论自觉的时期。后代画家始终把六法作为衡量绘画成败高下的标准。
当然，“谢赫六法”作为一个理论性原则并不能取代面对具体作品时的感受，因此，齐鸣也建议美术爱好者多学习一些常识，多去体验和比较，掌握要领之后才能做出有审美意义的判断和受到美的熏陶，“学会赏析绘画首先需要有赏的心态，才能进入画境，赏析需要一个积累的过程，中国画很看重这一点，缺少专业常识的人不易看出一幅画的好坏，它的价值体现在什么地方。”
另一方面，齐鸣认为，好的画作应该包含前瞻性的元素，甚至要超越当时人的审美欣赏水平。“上世纪90年代曾经出现过一股‘黄宾虹’热，黄宾虹的画不那么大众化，与齐白石的雅俗共赏不同。而他的作品之所以到了上世纪90年代才被发掘出价值，恰恰是因为他的作品具有前瞻性，超越了与他同时代人的审美欣赏水平。”
齐鸣说，当下中国艺术家的“近视”反映出普遍价值观在转型，不少人做梦都是实际的，能静观现实和坚持理想的人渐渐变得稀有。“所以，当代很难产生出真正的大师，其中人格、学养缺失是重要因素，过于实用的‘近视’也是一个因素，这种现状很难使艺术精神升华到更高境界。以往不管是‘为人生而艺术’还是‘为艺术而艺术’的追求里还有一种精神的纯洁的东西在，艺术中的文人品格、崇高、见真性情及自由清新、充满情趣表达等诸方面气息也显得纯正。而现在的人张嘴闭嘴都是‘有什么用呀’，艺术有什么用？真正的艺术就是没什么用。搞艺术看起来很轻松，其实倾情投入和坚定信念都含在其中，还要承受住寂寞。作为艺术家，应该对自己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对艺术有一个坚守的态度，不过要做到确实很难。”
艺术史是作出最后检验的唯一标准……艺术的语言、本质、水平高低是最主要的……艺术家真正要比拼的是水平的高低……过了100年后，谁会记得那些自我炒作的人，只有真真正正留下具有艺术价值作品的艺术家，才可能被历史记住。
“艺术史是作出最后检验的唯一标准。”《美术文献》杂志执行主编、美术批评家付晓东提出，“为什么所有艺术家都非常重视艺术史，因为，艺术史就是艺术语言不断创新的积累，进入艺术史的人应当是这个时代最突出的代表。每个时代都有在价格上特别高的画家，但是，这类画家的作品最后也仍有可能被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而那些作为时代节点的艺术家，比如凡·高，即便当时不被承认，后世也会发掘出他们的价值。”
付晓东说，青年批评家群体可能比较精英趣味，更关心艺术前沿的问题，“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总是讨论小圈子里最实验的创作，国内外最新出现的学术问题，可能在这一点上很少参与公众讨论。对于好的艺术作品来说，它的艺术本体语言、发生的话语背景，与整个社会历史文化之间的复杂关系，个体生命性和情感性的体验等，都具有新的挑战和开放性，是人类智性的活力所在。至于资本的炒作，画家的背景，达官显贵的追捧等，其实都是很短暂和人为化的效应，难以持久。当然艺术品生产的平台与生态关系，也是复杂而飞速变化的，这也是我关心的话题。”
“我看待一位画家的价值和水平，不是看他的市场价格，这个因素影响不了我作为一个观察者的价值判断。我不愿意做市场预测，但是艺术品的价值是客观存在的。100年以后，谁会记得那些自我炒作的人？只有留下具有说服力作品的艺术家，或者符合时代发展规律的艺术家，才有可能成为历史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