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在长期的劳动和生活实践中，经常和泥土打交道，逐渐发现了粘土与适量的水混合后，它就会有粘性和可塑性，可以用手随意把它塑造成各种形状，在强烈的太阳光下晒干，泥坯变硬，即可盛放干东西。当然，这些土器由于没有经过焙烧，不太坚固，使用时容易破碎，尤其遇水要溶化。但是，随着人类世世代代长期用火经验的积累，对于火的使用有了进一步的认识。火与土的结合，社会生活的需要，这就为陶器的出现准备了必要的条件。考古材料证明，陶器的发明并不是某一个国家或某一地区的古代先民的专利品，只要具备了必要条件，任何一个古代农业部落、人群都有可能独立制作出陶器。它是人类在长期生活实践中，各自独立创造出来的。陶器的出现，揭开了人类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与自然作斗争的新篇章，标志着新石器时代的开端，是人类生产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同时，陶器的发明，也大大改善了人类的生活条件，在人类生活史上开辟了新纪元。
陶器的产生还和农业经济的发展有联系，一般是先有了农业，然后才出现陶器。这些创造发明，无疑应归功于妇女。因为在性别分工的基础上，妇女是家里的主人，必然首先从事这些活动。这种习俗还可以从现在云南景洪傣族妇女慢轮制陶中看到痕迹。要详细说明我国陶器的起源，目前的考古资料和文献资料都很不足，不过最近在河南新郑裴李岗和河北安武磁山出土的陶器都比较原始，据碳14断代，其年代为公元前五六千年以前，是华北新石器时代已知的最早遗存。这些发现不仅有利于探索陶器的起源问题，同时还揭示了正是在这些遗存的基础上，才发展成为后来广泛分布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直到阶级社会的商周文明，它们在制陶工艺和器型的发展上，基本上是一脉相承的。此外江西万年仙人洞和广西桂林甑皮岩的陶器也具有一定的原始性，其碳14断代也在公元前四五千年以前，同样属于新石器时代较早的遗存，它们同后来华南地区的陶器发展也有着互相联系。考古发掘表明，全国很多地方，在新石器时代，都曾普遍地使用过陶器，但那时的陶器制作，还只是把泥土先搓成条，然后圈起来，一层一层地叠上去，并将里外抹平，称为盘筑法。如仰韶文化中的小口尖底瓶，在器底内部还保留着泥条盘筑法的痕迹。用盘筑法制成的器形不可能规整，器壁上常常留有指纹。以后人们经过不断实践，反复摸索，又发明了用轮制来修整陶坯。它是将泥料放在陶轮上，藉其转动的力量，用捻拉的方式使之成型。用轮制法制成的陶器，器形规整，厚薄均匀，器物表面留有圆环状轮纹。在一些新石器时代的陶器内壁上，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种轮纹。从出土的陶器来分析，我国新石器时代的轮制设备，可分为快轮和慢轮两种形式。慢轮修整的陶器往往有局部轮纹，例如仰韶文化的某些陶器上，轮纹大多出现在器口部分，这是慢轮修整口沿留下的重要证据。到了大汶口文化晚期，尤其是龙山文化时期，轮制已普遍使用，从器物内外同心轮纹上看，无疑是在快速转动的快轮上制成的。轮制法的使用，标志着制陶技术的发展和日渐成熟。
当制陶技术不断发展、工艺不断改进的同时，人们也对陶器加以装饰。为了美观，用有色颜料，如赭、红、黑、白等在陶器的表面进行彩绘，于是诞生了各种纹饰美观、色泽鲜艳的彩陶，以期达到实用与美观的效果。在新石器时代的彩陶中，陕西、甘肃、青海等地出土的仰韶文化和马家窑文化的彩陶特别精美。在长江中下游一带的河姆渡文化和山东龙山文化遗址中出土的陶器属于另一种类型，即黑陶。尤其是山东龙山文化和大汶口文化的黑陶，有“黑如漆，薄如纸”的美称，是新石器时代陶器中的一朵奇葩。
商代青铜器的制作尤为辉煌，但青铜器的使用不能代替陶器，因此陶器成为普通人日常生活的主要用品而盛行不衰，并有了很大的发展和进步，以生产灰陶为主。商代晚期灰陶的制作变得更为粗陋，虽说呈下降趋势，但白陶和印纹陶却有了更大的发展，其中尤以白陶胎质洁白细腻，质地坚硬，花纹谨严，吸收了同期青铜艺术的特点，为不可多得的艺术品。
西周、春秋战国时期，制陶业以生产民间实用器皿为主，除承袭商代一些陶器形制外，并没有多大的创新，但建筑用陶却有了新的发展。
秦代陶器的品种繁多，大多仿自铜器的造型。最惹人注目的是兵马俑，被誉为世界奇观。个个形体高大，和真人真马大小相似，形象生动而传神。整个军阵严整统一，气势磅礴，充分展现秦始皇当年“奋击百万”、“战车千乘”统一中国的雄伟壮观情景。由于陶俑体型高大，制作时，首先考虑如何能使它稳固地站立起来，于是陶工们想了两个办法：一是将腿部做成实心圆柱体，承受腿部以上躯体的重量，使之不易压塌；二是在俑的足下粘接一块足踏板，这样除了可以增加下部的重量，降低重心外，还可以使俑和地面的接触面增大，从而使陶捅的稳定性大大增加。秦兵马俑的烧成，是陶瓷工艺史上的空前壮举，它不仅反映了当时的文化艺术、科学技术和生产水平，而且为我们研究秦代烧陶技术和雕塑艺术提供了极其宝贵的实物资料。
汉陶俑的制作也极为艺术化，出土的说书人俑神形皆备，令人叹服。汉代的砖瓦艺术也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其画面精细，内容丰富，极富时代气息，多侧面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和风土人情。西汉陶器最常见的是泥质磨光灰陶，同时又出现了一种在釉料中加入助熔剂的铅色釉陶。铅釉陶的制作成功，是汉代制陶工艺的又一成就。釉料中加入铅，不仅可以降低釉的熔点，还可以使釉面增加亮度，平整光滑，使铁、铜着色剂呈现美丽的绿、黄、褐等色；但以绿釉为多，绿如翡翠，光彩照人。墓葬中出土的铅釉陶器表面，往往泛出一层银白色的光泽，称为银釉。其形成银釉的原因是由于釉面长期受潮，釉层表面析出多层次的沉积物，在光线折射下，就产生了银白色的光泽，并非在釉料中加入银的缘故。汉绿釉中的银白壶、狩猎壶在1984年时，每件价格在香港一下子升到了两三万美元，以后随着绿釉罐的大量出土，价格才跌落下来。
汉代铅釉技术的发明和发展，在我国陶瓷史上有重要的意义。它不仅为后世著名的唐三彩的出现开辟了道路，而且为明清景德镇五彩缤纷的釉上彩瓷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汉代的釉陶楼阁虽是陪葬物，但它也是我国开始烧造琉璃瓦的先导，在我国建筑艺术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陶器，由于瓷器在日常生活中的广泛使用，逐渐不为人们所重视，所以制陶业呈现衰落局面。陶器制品一般都很粗糙，不仅种类不多，且灰陶的火度低，质量低劣。而陶塑艺术的水平也不高，制作程式化，表面呆板，比例失调，非常粗拙。能代表这时期陶塑艺术水平的是北朝陶塑人物和动物。其造型尤为生动。陶塑人物中，文吏俑一般头戴冠，身着袍，腰束带。或双手下垂，或拱袖而立，温良恭谨，具备北朝艺术的特征。武士俑以骑甲马武士俑和按盾武士俑令人注目，人马全身披甲，威武强悍，勇猛异常，体现了北朝军队的战斗力。陶塑动物中突出的有马和骆驼，马四蹄矫健，鞍鞯华丽，具有一定的艺术水平。陶塑骆驼，从北朝始方有，制作也有相当的水平。元邵墓中出土的一件骆驼，昂首屹立，双峰间设鞍，上被长毯，毯上横置货袋，仿佛正在跋涉远行，是北朝陶塑艺术中颇具特色、令人爱不释手的作品。
在南北朝的陶塑艺术基础上，唐代三彩陶俑的出现，更是将陶塑艺术推向了一个高峰。无论是造型、施彩或是制作都达到了相当高度，为后世所不及。三彩女俑、镇墓兽、文武俑官、罐壶盘碟等，都成为文物交易中的宠儿，身价倍增。三彩女俑，每件万元，高一点的文官三彩俑，每件五万元上下，三彩罐壶等，每件也都在万元左右。三彩陶俑，一直到宋、元、辽还在流行，但无论风格和气派，整体水平都赶不上唐代盛世。就在三彩陶的发展后劲不足的时候，江苏宜兴的紫砂陶又异军突起，成为陶器中一个独具特色的品种。紫砂陶产生于宋，盛行于明中叶以后，一直为人们所喜爱，至今仍长盛不衰。特别是紫砂陶优良的质地，美观古朴典雅的色泽，更是令古代文人雅士们倾倒，于是紫砂陶茶具上诗、书、画、篆刻一应俱全，成为我国茶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古朴高雅的紫砂陶历来为藏家所珍爱，成了文物中一个独特的品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