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站在云冈石窟露天大佛前，总会感到大佛相貌与龙门大佛明显有别，宽阔的印堂、隆起的鼻梁明显带有欧罗巴人种的特征，夸大两耳，鼻底一刀平切，宽肩细腰，衣衫透体等雕刻技法，相对于以神写形的中原雕塑似乎也颇为陌生。是这样的，云冈露天大佛所体现的，正是由贵霜帝国传入中国的犍陀罗雕塑风格，带有希腊艺术的血脉。这种风格对中国佛教造像影响深远，更是丝绸之路开辟后，中西方文化艺术交流最显著的成果之一。
故事要从公元前3世纪少年英雄亚历山大的东征说起，亚历山大和他的马其顿军团马不停蹄，征服了当时西方所知世界的绝大部分，最远及至印度河流域，沿途留下了一系列希腊化国家，这令以写实著称的希腊雕塑播撒到东方。公元前125年，位于今阿富汗的希腊化王国巴克特利亚被翻越兴都库什山脉的大月氏人征服。因为占据新的土地，大月氏人才婉拒了张骞共击匈奴的邀请，这正是我们在史书上读到的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的经过。虽然联盟没有结成，但并不妨碍此后大月氏人利用地处丝绸之路要道的地位，积极从事商贸，与安息人成为丝绸之路上重要的贸易中介力量。
公元1世纪中叶，贵霜部统一大月氏五部翕侯，建立贵霜帝国，在迦腻色伽一世统治期间，疆域从塔吉克绵延至里海、阿富汗、印度河流域，实力强大。迦腻色伽与贵霜贵族笃信大乘佛教，广建佛塔，因此形成了佛像需求很大的趋势。在此过程中，贵霜工匠将希腊、波斯和印度本土文化结合起来，利用希腊雕刻技艺表现佛教题材，创造出了一种人物冷峻庄严、写实程度高超、精神内涵深刻的佛教雕像，逐步形成了对印度、中国、东南亚佛教雕刻都影响深远的犍陀罗雕塑风格。这其中包含两个主要流派，一是以犍陀罗（今巴基斯坦北部）为中心，从公元1世纪活跃至5世纪，更多地借助于希腊、波斯等外来成分发展雕塑；另一个是以马土腊为中心，它更多地遵循印度的艺术传统。
佛像的创造是犍陀罗雕刻的一大贡献。早期佛教避讳佛像的出现，故不塑造佛像，而是以菩提树、法轮足迹等进行暗示。大乘佛教则开始允许民众拜佛，受到希腊多神教中神人同形同性的影响，早期的佛像近乎以希腊雕像为模板塑造。一件现藏于英国伦敦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的佛陀头像就体现了这一点。这尊佛像雕刻于公元2世纪到3世纪，滑石片岩材质并加以彩绘。犹如一尊希腊雕像，略呈椭圆形的面庞，高高隆起的眉弓，与宽阔额头连为一体的修长鼻梁，小且薄的嘴唇，都与今天我们在博物馆能够看到，也就是当年德国美学家温克尔曼用“静穆的伟大”歌颂过的希腊古典雕像如此相似。同时，又是一尊佛教造像，顶上肉髻象征着智慧，眉间白毫代表智慧的光源，这都是佛陀几种代表性的妙像，技法高超的犍陀罗艺术家成功体现出佛祖沉思超脱的精神状态。
如果说田野中的大型犍陀罗风格雕像，那最有代表性的当数阿富汗中部的巴米扬石窟，这里有两尊世界上最大的立佛（世界上最大的坐佛是中国四川的乐山大佛）。巴米扬两尊大佛都位于龛状窟内，东边一尊高53米，西边一尊高35米，前者建成年代要比后者早1—2个世纪，后者已经体现出犍陀罗向更忠于印度传统的马土腊风格转变的迹象。两尊大佛堪称犍陀罗雕刻的宏伟巨制，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记载“王城东北，山阿有立佛，石像高百四五十尺……金色晃耀，宝饰焕烂”，可见当年盛景。时光荏苒，两尊巨像已经历千年风霜，进入21世纪后被彻底炸毁，修复工作希望渺茫。
随着众多传授佛法的贵霜高僧东行，犍陀罗艺术也沿着丝绸之路进入中国。除了在鲜卑人修建的云冈石窟露天大佛上体现得最为清晰外，另在现存的众多北朝乃至隋代造像上都可以觅得踪迹。后又经中国传至朝鲜和日本。当然，在中原造像中，为了更符合中国信众的审美观念，犍陀罗艺术又经历了漫长的汉化过程。在犍陀罗佛教造像中均以男像出现的观世音菩萨，在中原造像中渐呈“菩萨赛宫娃”之势了，这种典型的例子出现在唐代。当我们今天回头去看犍陀罗造像，会觉得其古朴新鲜，充满异域风情，不应忘记的正是它在中国佛教造像发展史上不可忽视的本原性范本意义。
在犍陀罗艺术的发源地，贵霜帝国不断衰败，直至公元3世纪被兴起于波斯高原的萨珊王朝推翻。但是丝绸之路的故事并没有中断，商贾使节还在往来奔走，新的建筑与雕塑又将演绎出新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