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hang Xiaogang: Presentation of New Works
2009年，金融危机笼罩下的中国当代艺术界一片沉寂，恰逢此时，张晓刚(微博)个展“史记”在重新装修之后的佩斯北京隆重登场，堪称艺术家自“血缘：大家庭”系列之后转型作品的集中亮相，不仅奠定了张晓刚新的创作方向，其火爆的现场也为死气沉沉的中国当代艺术界带来了一次强烈的震撼，无疑是2009年人气最旺的展览。对艺术家来说，“史记”个展是张晓刚从事艺术几十年来最辛苦的一次展览，也是准备时间、布展时间最长的一次。因为展出的作品都是全新的材料和全新的想法，近乎一半的效果都要在现场发挥，很多情况都难以估计，对于张晓刚来说，无疑是一次全新的挑战。而且，佩斯北京是一个很大的全新的空间，既要把整个空间填满，又要完美地呈现作品，这同样面临着很多困难。这不像张晓刚从前的展览，只要把作品画完了，剩下的工作交给画廊就可以了。因此，展览的工作人员提前两个星期便开始进场准备，张晓刚自己也在现场工作了10天。虽然整个过程“特别辛苦”，但也“特别有意思”，张晓刚认为“史记”是对自己多年艺术感觉的一种梳理，带有一点自己多年来对文化的某些认识和理解的清理色彩，同时也是一种回顾。
同是2009年，中国当代艺术品拍卖跌入谷底，北京保利秋拍当代艺术所占总拍卖额降到了历史最低的10%左右，北京瀚海更是降到了5%，但在这样的背景下，张晓刚2001年作《血缘大家庭系列》仍在北京保利以1,680万元成交，成为当年中国当代艺术品拍卖为数不多的亮点，也拉开了张晓刚市场神话的序幕。在此势头下，随着中国当代艺术品拍卖的复苏，张晓刚1992年作《创世篇：一个共和国的诞生二号》在2010年香港苏富比(微博)秋拍中被印尼收藏家余德耀(微博)以4,555.314万元收入囊中，刷新张晓刚个人作品拍卖纪录。但这一纪录并未就此终止，时隔半年，在香港苏富比2011年春拍中，张晓刚1995年作《血缘一大家庭》以4,770.772万元成交，1988年作《生生息息之爱(三联作)》以6,658.852万元成交，不仅刷新个人作品拍卖纪录，也将中国当代艺术品拍卖推至新的高点。
每一位艺术家的成功都不是偶然的，用佩斯北京负责人冷林的话说，张晓刚是一个不断反思、一如既往扑在创作上的艺术家，这是他的艺术能够触动人心和成功的关键。张晓刚能够取得今天的影响力，很多人也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从最初的张颂仁，到后来的程昕东，再到现在的冷林，他们不仅代表着画廊，更多的充当了艺术推广人的角色，这正是构成他们长期合作的基础。
早期伯乐栗宪庭和张颂仁
最先发现张晓刚的是栗宪庭，并将他的作品发表在《中国美术》杂志上，开始引起关注。之后，栗宪庭又为张晓刚引荐了张颂仁，后者专门去重庆看他，并开始讨论合作代理的事宜。此时正赶上张晓刚要去德国，二人约好张晓刚回国时在香港见面。张晓刚提出了两个原则性的要求：第一不能规定艺术家画什么；第二不能规定作品数量。张颂仁对此没有异议，这给张晓刚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此时，张晓刚正面临着作品的转型，并将情况告诉了张颂仁。张颂仁回信说，他相信张晓刚是一个艺术家，签约不是为了之前的作品，这让张晓刚感觉到张颂仁与其他来看他作品的人不一样。之后，张晓刚开始创作《黄色肖像》《红色肖像》《天安门》等作品，然后用相机拍出普通的照片寄给香港的张颂仁。经过漫长的等待，张晓刚终于等来了回信，张颂仁在信中非常激动，称赞这是张晓刚最精彩的作品，并祝贺他的转型成功在即。后来，这批作品在市场上的表现非常抢眼，这也从侧面印证了张颂仁的眼光。
之后，张颂仁带着张晓刚的作品参加了英国的一个展览，他创作的第一张“全家福”被日本福冈美术馆馆长收藏。1994年，张颂仁策划第22届圣保罗双年展中国特展，首次推出了成熟的“血缘：大家庭”系列作品。张晓刚后来才得知，最初的展出艺术家并没有他，待这批作品创作出来之后，张颂仁力推给组委会，他们看过之后也觉得非常好，张晓刚得以入选圣保罗。正是在圣保罗双年展上，第46界威尼斯双年展的策展人看到了张晓刚的作品，并选择了他和刘炜作为1995年威尼斯双年展主题展的参展艺术家，张晓刚的艺术也得以进入更为广阔的国际视野。回忆汉雅轩画廊时张晓刚说：“汉雅轩是我合作的第一家画廊，也是对我帮助特别大的一个画廊。我觉得我的运气很不错，在刚开始接触艺术市场的时候很难判断和选择，当时也有台湾的画廊找过我，后来我选择张颂仁有两个原因：第一，他喜欢我的作品，有能力朝当代艺术的方向去做，这是非常重要的前提；第二，他对艺术家非常理解，不会要求艺术家该不该做什么。我跟他合作，使得我的艺术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他把我推到国际大展上，从“后89中国新艺术大展”到圣保罗，然后到威尼斯，后来还有一些重要的群展，像爱丁堡艺术节、温哥华美术馆、赫尔辛基美术馆、比利时奥斯坦德美术馆等等，都是一些非常重要的机构，还有很多的活动，包括2008年在布拉格当代美术馆为我做个展。”
和程昕东打入法兰西
紧随张颂仁之后出现的是当时在法兰西画廊工作的程昕东。法兰西画廊是当时第一家为赵无极做展览的国际画廊，也一直关注在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他们看了很多资料，最终选择了张晓刚，想进行合作。但是画廊没有张晓刚的联系方式，最后通过很多渠道才联系到他。那时张晓刚在成都，法兰西画廊的老板和程昕东一起去见他，因为双方没见过面，画廊方面也仅看过他的照片，张晓刚去机场接他们的时候完全凭感觉，用他的话说，就像地下党接头。
法兰西画廊除了为赵无极做过展览之外，从没有做过其他亚洲艺术家的个展，张晓刚成为了赵无极之后第一个在那里举办个展的中国艺术家，先后两次个展分别是1999年的“同志”和2003年的“失忆与记忆”。同时将张晓刚的作品在一些重要的群展中进行了推广，如法国阿密市的比加底国家美术馆、弗朗索瓦·密特朗国家文化中心等。通过与法兰西画廊的合作，扩大了张晓刚在法国的影响力和知名度。张晓刚将他们之间的合作称为一种缘分，但是程昕东只是法兰西画廊亚洲部的负责人，无法改变画廊基本的经营思路，合作的关系也慢慢结束。张晓刚谈到和程昕东的合作时说：“1999年的展览“同志”效果特别好，老板也很高兴，因为他开始也没有底，不知道怎么做中国当代艺术。后来几年我也很努力，知名度也上去了，我在法国的知名度就是靠法兰西画廊推广的。后来我才知道我在法国业界很有名了，像法国的一些活动和展览，都在用我的作品满大街做广告，包括尤伦斯在法国做的展览“巴黎-北京”，打广告也用了我的作品，这跟法兰西画廊做的工作有关系。”
其实还是和冷林合作
除了汉雅轩和法兰西画廊之外，张晓刚还与纽约Max Protetch画廊进行过合作，并分别于2000年和2005年举办了个展“张晓刚2000”和“张晓刚2005”。因为张晓刚英语不好，Max画廊开始找了很多人跟张晓刚联系，最后都未能成行，直至画廊认识了冷林，知道他们很熟，最终合作了这两个展览。之后冷林拥有了自己的画廊北京公社，并于2006年为张晓刚举办了个展“Home—张晓刚”。再到后来，佩斯北京成立，冷林成为负责人，二人之间合作又进入了新的阶段。
最初，佩斯并不是张晓刚签约的目标，一是因为佩斯是一家国际性的大画廊，另外作为一家老牌画廊，佩斯主要经营极少主义、观念艺术、抽象艺术方面的艺术家，跟他不太一样。按照张晓刚的设想，他更倾向于选择年轻一点的画廊，所以一点准备都没有。即便后来佩斯的老板阿尼通过一些人传递出对他感兴趣的信息，并想去他工作室看看的时候，张晓刚仍然觉得签约不太可能。直至阿尼真的来到张晓刚的工作室并谈了他对作品的感受，张晓刚才开始认真考虑这个问题。张晓刚觉得，艺术家跟画廊的关系应该一起成长，突然跟佩斯合作，中间的跨度太大，但是跟大牌画廊合作，能够为艺术家提供一个国际性的平台。而且佩斯经过几十年的经营，拥有丰富的经验、雄厚的资本和广阔的国际关系，之所以选择中国，也希望中国的艺术家能给他们带来新的活力。在这样的前提和机缘下，张晓刚选择了佩斯北京，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艺术家单纯享受一个老牌画廊的资源和成果，他希望这样的合作能让他的事业继续往前推进，而且，在这样的平台上，国际艺术市场的残酷性也不言而喻，张晓刚同样面临着很大的挑战。而在整个签约与合作过程中，佩斯北京的负责人冷林无疑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对于和佩斯的合作，张晓刚如是说：“签约佩斯北京之后我跟冷林讲，我跟佩斯合作，在我心里我是跟你合作。冷林也说，如果不同意跟张晓刚合作，他可能也不会跟佩斯合作。有人开玩笑说，为了我，盖了一个佩斯北京，不管这话真假，佩斯因为有了中国艺术家，有了冷林这个人，能够帮他们在北京挑起重担，所以才决定在北京做一个画廊。冷林兼评论、研究、策划和经营几种角色于一身，我觉得跟他合作，实际上也是一种探索，挺有意思的。这么多年来我一直跟不同的画廊合作，当时就有一个体会，我跟冷林讲，我有时候挺迷茫的，现在一个艺术家跟画廊合作，到底需要什么？他想从画廊得到什么？如果是为了卖画，现在艺术家都在自己卖画，需要画廊干什么？跟画廊合作还要分出去50%，自己卖利润上也大得多。另外，很多收藏家还不愿意去画廊买作品，更愿意到艺术家工作室买，艺术家已经和收藏家或者策展人直接发生关系了，画廊的作用在哪里？他也认为有这个问题，但是这是一般的画廊。所以我后来得出一个结论，我需要的是一个真正专业的平台，不仅仅是卖画，这个平台意味着把我的艺术通过理解我的人推广到世界上，做一个文化的事业，而不仅是买卖。冷林一直在做这方面的尝试，怎样把艺术和市场结合在一起，也积累了一些经验。他比较符合我的想法，也需要一种双赢的结果。所以有了这个基础和统一的认识，刚好佩斯来到北京，就促成了这么一种合作关系。与佩斯合作这几年，除了正常参加各大博览会以外，连续做了三个个展，我希望每个都有一点变化，2008年在纽约的“修正”相对保守一点，因为让美国人了解我需要一个过程，“史记”变化最大，可以放开做了，然后是去年的“16:9”。佩斯也积极推荐参加一些重要的国际群展，如英国沃尔索斯新美术馆的群展。目前画廊正在配合著名出版社出版个人画册等等。我这几年艺术往前推进主要是通过佩斯的展览来体现的。”
宁做开拓新市场的‘贫民’
2011年春拍，张晓刚1988年的作品《生生息息之爱(三联作)》在香港苏富比以6,658.852万元成交，成为中国当代艺术拍卖最高的作品，另一件作品《血缘一大家庭》也以4,770.772万元的高价成交。这两张作品的买家是同一人，张晓刚只知道是西方人，可能是一个基金，为一个美术馆收藏作品。张晓刚觉得，价格再高也跟艺术家没有关系，他更感兴趣的是哪个收藏家喜欢他的哪类作品。让他高兴的是，他的高价拍品都是当时某一创作阶段的代表性作品，起码藏家承认了他的美术史，其中就包括印尼收藏家余德耀在2010年香港苏富比秋拍中以4,555.314万元收藏的《创世篇：一个共和国的诞生二号》。这件作品本是两联作，曾经参加过广州双年展，另外一幅曾经拍出300万美元的价格，如果两幅作品将来能够合璧，其价格肯定会超过《生生息息之爱》。
张晓刚事后得知，他的另一位藏家与余德耀同时在争夺这件作品，余德耀开始让他的夫人举牌，后来都不敢举了，他抢过来自己出价，最终获得了这件作品。在余德耀看来，这是张晓刚很重要的一件作品，希望能够留在中国，也能为他的美术馆增加一件镇馆之宝。张晓刚坦言，虽然藏家心态各异，无论如何，应该感谢他们，因为是他们在支持中国的艺术。与画廊合作商谈作品价格的时候，张晓刚是为数不多的要求把价格压低的艺术家。在他看来，艺术、文化是一种积累的结果，价格应该随着文化的深入慢慢发展，这是他希望看到的情况。说起艺术市场，张晓刚说：“我觉得艺术家第一个能做的，一定是认真创作，艺术家如果不是为自己画画，作品骗不了人的。首先你的作品质量要把好关，不好的作品千万别离开工作室，不然会给很多投机人以可乘之机，到头来，倒霉的还是艺术家自己，名声还是自己在背。第二，一定要有一个好的画廊，它可以起到保护你的作用，艺术家在这个社会里面太弱小了，不要相信自己有那么大的能力。我的体会就是这样，我的画廊对我都是挺好的。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市场风云多变，潮涨潮落，艺术家千万不要跟着市场走。宁做开拓新市场的‘贫民’，也决不做靠市场地沟油发财的‘贵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