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法学院主楼的西侧有一组人物雕塑，两尊，相距数十米站立。一尊似中国古代人物，颜色灰，着棉袍，束发髻，微张口。满口剩一只牙齿，格外突出。棉袍将身体的中段裹得严严实实，无丝毫外露。另一尊雕塑为深褐色，体格巨大，孔武有力，全身裸露，无一丝披挂。面相看，此尊雕塑既非东方人，也非西方人，大概取了全球人类的共性。两尊雕塑对比，后者体量十倍于前者，而神态之差更在天壤之间；一阴郁，一阳刚；一猥琐自卑，一信心满怀。
听北大一位教师讲，这组雕塑由北大经管学院安放，并非来自法学院。还说关于这组雕塑的寓意，北大有一个说法，但听起来十分勉强，我未能记得。
我把前一尊雕像称为“初人类”，把后一尊雕像称为“新人类”。依我私见，在社会意义上，初人类是在人类共同体中奴役别人和被别人奴役的那种人类；而新人类是在一个彰显人类自由、告别彼此奴役的全新共同体中的人类。
雕塑作者自然赋予了这组雕塑一定的用意，但作者不必说给人听，凭欣赏者自己意会也许更好。
这组雕塑反映了作者对人类发展前景的一种乐观心态。人类学家把人类历史推演到了300万年前。在这漫长的过程中，人类在大部分时期过着一种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生活，人们能将自己包裹装饰起来的时间并不长，而这种包裹已经意味着人类向文明迈了一大步。但在当今世界，不同发展程度的各种人类共同体并存于同一时空，未见得其中任何一个共同体敢夸口说自己是真正强大的新人类。若每一个共同体内部存在奴役以及不同共同体之间存在奴役，即便多数人解决了衣食问题，不敢说我们进化成了新人类。校园里的新人类雕塑矗立在那里，那是作者寄托的对人类未来的美好憧憬。他不必锦衣玉食，惟赤裸酮体方显人类之天生平等；他也无须托腮凝神，更不必武器加身，最自然的站姿足显其坦荡与包容。
两尊雕塑也表达了作者对中国历史演替的理解。对中国历史，当然不可妄自菲薄。两千多年的集权政治也不是一无是处，当今中国的大市场带来的规模经济与专业化，多少与大一统的政治文化有关。但是，我们自己的面目的确有狰狞可憎的那一面。那个初人类雕塑，可以是鲁迅先生笔下的“阿Q”或赵老爷，也可以是《废都》里的腐朽文人，抑或是当今违法强拆民房的恶棍。在新人类伟岸身躯的映衬下，那个初人类形象显得猥琐不堪、容颜枯槁，但远非行将就木。他是一个存在，大概不会自觉拱手告别历史舞台。
校园里的这两尊雕塑没有紧紧摆放在一起，一个在这头，一个在那头。是的，需要这样一个距离。在现实中，这个距离可能是几十年，也可能是几百年。两尊雕塑也没有形成对垒之势。那个初人类目光散淡地盯着脚下，而那个新人类目视前方，没有憎恨，也不显急躁，充其量有点悲天悯人。这种对阵也许是我自己心理世界的投影，但愿雕塑作者不反感我的理解。
两尊雕塑之间的空地很平坦，而我也的确不希望现实中新旧交替的历史时空充满刀光剑影。从“五四”启蒙运动开始，或者再早一点，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觉悟了一大批社会政治文化精英，开始在初人类与新人类之间的历史过渡带跋涉，而真正走出决定性一步的，是过去的几十年。此前的路程并非毫无意义。尽管我们磕磕绊绊，欲行且止，付出血的代价，却也收获了对未来的希望。不必过分抱怨，以为变革的进程太慢。若将全部人类历史看做一天光景，改革30年在一天里大概不到两秒钟。也许我们还需要两秒钟。但我又想，这种折算比较很有点冷血，超脱到银河系以外了。
过分超脱是犬儒主义，是对牺牲者的不敬。这几十年改革，有那么多的垄断企业获得了巨大利益，他们该给历史回报些什么。拥有话语权的精英们齐声说要搞“增量改革”，就是说，继续改下去也不会从既得利益者的碗里分出些肉食给那些获利少的集团成员，而后者以自己的默然接受这种现实，前者总该有些良心发现才对。其实，前者要做的，只是些微的让步而已。后者只要一点一点增长的自由，好让他们有更大的空间去做更大的创新，以便把我们这个民族躯体更强有力地支撑起来。所幸这不是天方夜谭，而是可观察到的现实。这让我这样的乐观主义者能够信心满怀。
需要对北大校园里的那个初人类雕塑有点怜悯之心。要让他一步一步走起来，脱掉他的棉袍，渐渐地强筋健骨，最终脱胎换骨。太急了不行。那段朝向新人类的路程，一步跨不过去，需要分很多步去走。记得幼时常听长辈们的一句老话，叫做“不怕慢，就怕站”。我们对改革的要求就是如此。
再过30年，也许北大的校园管理者征得雕塑作者的同意，会把那尊初人类雕塑挪个位置，放到新人类雕塑的背后，让他仅仅对历史记忆的搜寻者才具有意义。
盼愿望成真。
